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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模式带入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光伏、风电与储能等绿色项目快速落地。这一趋势既得益于中国庞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和产能支撑，也顺应了许多国家的发展需求。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对此的解读分化明显。西方批评的焦点常在合作伙伴关系的不对等，例如利润和关键技术多掌握在供方手中，而生态影响、移民安置、债务负担等成本却由当地社会承担。与此同时，全球南方自身的发展理念也在调整，愈发强调本地就业、技术转移与环境底线。

  在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上，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从历史脉络切入，对“发展范式”的延续与变革提出警示。她指出，殖民时期的殖民地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宗主国利益为中心的“榨取式”逻辑，而当代部分绿色能源合作项目中，这种逻辑依然有“老瓶装新酒”的风险。真正的出路，应在于探索能够兼顾社区、国家与合作伙伴多重利益的共享模式。

  在讨论“发展”时，学者们常常希望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我看来，“发展”是一种有计划的转变过程，将社会从A点推向B点，涉及粮食安全、教育、技术等各个领域。

  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是需要审视：第一，发展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情境下发生的？第二，它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影响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是积极还是消极？

  以水电工程为例：当一个国家将水电作为发展项目时，我会关注其所处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背景，以及为何需要比煤炭和石油更为清洁的能源。同时，这样的工程可能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会引发人口迁移？是否会造成生态问题（比如下游洪涝）？是否会因为迁移安置和环境影响引发政治动荡？相关的情形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包括印度。

  印度企业在非洲（如肯尼亚、南非）、东南亚（印尼、越南）均有光伏与风电投资。图源：路透社

  从更长的历史脉络来看，“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出现在殖民时期——彼时欧洲国家在全球南方塑造了“发展”理念。这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殖民国家为何要在其殖民的土地上推动所谓的“发展”？

  以英国为例，从17世纪到20世纪，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统治了大量国家。同时，英国也是最早通过议会法案推动殖民地发展的国家之一。1929年出台的《殖民地发展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ct）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殖民地经济和社会条件，实则是为了“母国”的利益。

  这一范式的典型案例，就是1945年在东非坦噶尼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坦噶尼喀由国际联盟授权交由英国托管）推行的“花生计划”（Tanganyika groundnut scheme）。当时，成千上万公顷土地被开垦用于所谓科学农业，宣称的目标是“使坦噶尼喀的农业现代化”，并“让当地土著文明化”。

  “花生计划”的后果是彻底失败，造成巨额财政亏损、殖民政府信誉下降，并成为殖民发展模式盲目与不可持续的经典反例。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这一计划的背景与影响，其是由英国殖民政府与联合利华（Unilever）公司联合推动的，核心设想是在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科学化的花生种植。这背后的动因在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主妇长期面临人造黄油的短缺。因此，在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坚果研究和种植，再经由联合利华运输回英国，便能为物资匮乏背景下的英国家庭提供廉价的人造黄油。

  由此可见，在这种以欧洲为“核心”、殖民地为“边缘”的发展范式下，所谓的“发展”更多体现为剥削与榨取。站在今天，我们应该思考：这种发展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它又产生在怎样的历史与制度情境之中？

  当今，许多国家正在努力摆脱那种以“我们/他者”为区分的榨取式发展范式，以及将发展等同于“文明使命”的陈旧思路。普遍观点认为，作为欧洲旧殖民地的“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反思与重塑发展模式的先锋。金砖国家（BRICS）以及“亚洲四小虎”（即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它们在制造业、出口和外资引进方面表现突出）走在前列，尝试为全球南方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然而，概念上的讨论还不足以回答问题，我们仍需回到经验层面，去观察发展在具体场域中是如何展开，又怎么样影响社会。

  以我近年的绿色能源研究为例：全球南方的主要行动者——包括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大国——不仅在本国积极推动绿色能源项目，同时也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布局。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实践究竟代表了一种怎样的发展？从表面看无疑是好事。中国和印度在绿色能源技术上取得突破，拥有大量绿色能源制造商（例如光伏太阳能板制造企业），以及庞大的产能。它们通过低价出口，将产品销往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同时还在印尼等地设立太阳能组件制造工厂，让这些国家及更广区域能够更容易地获得绿色能源技术。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项目背后的发展范式与理念时，图景就显得复杂很多。在我对一些绿色能源主要产地的研究中发现：尽管绿色技术确实形成了产能过剩，但其运行逻辑在仍延续了一些此前欧洲殖民时期发展项目中的“采掘模式”（extractivist model）的特征。

  所谓“采掘”，指的是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例如开采矿产，或开采制造太阳能板所需的砂——成本与代价往往由当地社区承担，而收益则主要流向参与项目国家的精英和企业。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为满足全球对太阳能板的巨大需求，柬埔寨与印尼正面临大规模的石英砂开采。

  同样，绿色能源技术高度依赖的关键矿产（如锂），其在全世界内的分布十分集中。进一步考察锂的开采项目就会发现，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幕，如今似乎正在被重演。当然，这并不代表发展只能是这种单一模式。在其他合作领域，确实存在值得讨论的替代方案，例如更具伙伴关系导向的项目设计，以及真正带来“共赢”的发展模式。

  我期待看到这样的实例——不仅是国家层面的精英群体，而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边缘群体，以及合作对象所在国的在地社区——都能切实分享到发展的成果。但迄今为止，至少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未出现一个能够同时贯通社区、国家政府与全球合作伙伴三个层面，实现真正“链式共赢”（chain of win-win）的案例。

  相反，我们往往看到一些“输家”，这些“输家”与殖民发展模式下的情形颇为相似，通常是政治上缺乏话语权的群体：他们可能被迫迁移居住地，可能面临饮水污染，或者生计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全球南方在另外的地方仅仅复制了曾经施加在自身身上的那一套逻辑，那么所谓的发展可能会变成“老瓶装新酒”。因此，我们除了为全球南方的崛起而喝彩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核心问题：这些新兴、正在崛起的国家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作为学者，我们应该从始至终保持批判性的观察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