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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日寇对冀中地区实施“三光”政策，抗日力量、干部与群众遭受严重损失。冀中八地委身处极其残酷的环境，留在地委坚持工作的干部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堡垒户中。干部们白天到青纱帐中躲避，晚上回来开展工作。

  日寇 “五一大扫荡” 结束后，1942 年 9 月，为加强地委交通工作，冀中八地委在与日伪军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加强了交通工作，地委设立了交通部。与此同时，各县、区交通站也相继组建。开始在敌占区开展交通工作。此时，冀中八地委领导的各县、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坚持在敌占区与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村落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术，从父亲档案的自传摘录中可见：

  “五一”大扫荡期间，在敌人扫荡的锋芒之下，交通站瘫痪了两个月，但未遭受别的损失。同年7月，经罗玉川指示，交通站得以恢复。9月，交通科改为交通部，李国华担任交通部长，此后交通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李国华，河北省饶阳县人，1930 年加入中国，曾先后担任冀中一专署社会部副部长、冀中八地委常委、交通部长，冀中行署民政处处长、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河北省委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监察处处长等职。

  父亲回忆这段艰苦的岁月说：“ 由于环境残酷艰难，到了1942年7月上旬，地委交通科的交通员有的牺牲了，有的交通员出现了动摇、逃跑、有的躲藏起来就不再返回，地委交通科只剩下2个交通员了 ”。八地委出现了多个县的交通情报无法传递。父亲向地委书记罗玉川（后任国家林业部部长）汇报，增加交通员并建立交通网。父亲档案里的自传摘录：

  “五月下旬，张部长叫我去和交通员联系，明白他们的情况，动员他们出来工作。我找到饶阳县许张堡村的老许、老李，张岗村的老齐，蠡县大小白池村的老张、小张，武强县马庄的老马等人，但他们都因种种原因不愿出来工作，这时我身边只有献县、任河、建国的交通员李克一人。我向张部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张部长让我向罗玉川汇报，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向罗玉川汇报后，他表示研究一下再答复。”

  之后，地委书记罗玉川安排父亲到献县与武强县交界的几个村镇建立交通网，并由军分区调派交通员。交通网建立后，八地委的交通情报传递回到正常状态，这个交通网在对日斗争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2015 年 10 月 15 日，《中国冶金报》刊登的长篇通讯《鞍钢 500 罗汉的故事 —— 罗琳》这样描述：“地委书记罗玉川（后曾任林业部部长）安排他到献县与武强县交界的几个村庄建立交通站，并由军分区帮助调派交通员。后来，这个交通站改由军分区交通部直接领导。”

  父亲回忆，当时地委交通科有 9 人，每人负责一条线路，徒步前往各县传递情报。在根据地内行动时不带武器，靠近敌占区则需携带武器。为确保安全，同时让每个交通员熟悉各条路线，每条线上的交通员会经常轮换。

  当时，以八地委领导的 11 个县形成 3 条交通线，在沿途村庄发展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交通员，实行单线联系。传递重要文件和领导指示时，情报从甲点送到乙点，再由乙点送到丙点，直至送达。重要的交通情报用明矾水写在草纸上，待纸干后字迹消失，到交通站后将草纸放在水上，字迹便清晰显现。

  尽管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 “大扫荡”，实行 “三光” 政策，但冀中人民并未屈服，斗争变得更深入、隐蔽。不久后，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恢复，交通战线也恢复工作。

  这一时期，交通科经历了残酷的日寇 “五一” 大扫荡。在冀中八地委的领导下，交通战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不仅打击敌人，还保护了抗日干部、抗日政权和人民群众，并在斗争中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

  父亲在负责冀中八地委交通科、交通站工作期间，经历了八路军发动的 “百团大战” 和残酷的日寇 “五一” 大扫荡。在冀中八地委的坚强领导下，交通战线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英勇斗争，快速传递情报信息，打击敌人，保护抗日力量，自身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

  1942年，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推行“三光” 政策，冀中八地委的交通工作环境愈发艰难，交通战线转入更加隐蔽的状态。地委交通工作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凭借交通战线的高效情报传递，各级党组织和政权迅速恢复。地方武装逐渐发展壮大，部分主力部队重返冀中，武装斗争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敌人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可以说，冀中地区党领导的交通战线是保障冀中抗战胜利的生命线 日寇实行的三光政策

  “五一” 大扫荡后，日伪军大规模修建封锁沟、碉堡，构建起严密的封锁体系，实施残酷的统治。交通员在传递情报时面临重重困难，日伪军对可疑男性进行搜身检查，交通情报传递工作在敌占区进入了隐蔽状态，为了防范危险。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富有智慧的情报传递方式，如同电影、电视剧中描绘的场景。例如，当接头人是饭馆跑堂时，交通员和跑堂事先约定好暗号。交通员进入饭馆，点一碗鸡蛋汤和一个烧饼，跑堂问：“要不要加辣椒？” 交通员不说话，只是摇头，双方就此完成接头。随后，交通员趁着跑堂上鸡蛋汤的间隙，拿出花生一颗颗剥开吃。等鸡蛋汤和烧饼上完，交通员吃完后喊：“跑堂的，过来结账。” 并指了指花生壳，跑堂便心领神会，顺手收走花生壳。原来，交通员将上级指示藏在了花生壳里，以此成功完成情报传递。

  除了常规的情报传递方式，地委还制定了特殊的交通传递机制，并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1943 年，在“五一”大扫荡之后，日寇修建了大量碉堡和封锁沟，给情报传递带来极大阻碍。为此，交通员会在约定地点挖坑，放置木盒子，将情报藏于其中，完成情报传递。父亲回忆道：“在里坦、沙河桥一带，情报传输接头地点的坑旁，会放置一块砖。砖横着放，表明木盒子里有情报；竖着放，则说明当天没有情报。”

  1942年1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指示》，指出：

  交通站有时候也要承担着护送过路人员的重要任务，这是党领导的冀中区应对日军封锁的重要举措。根据党中央和冀中区党委的指示，八地委开始组建秘密交通队，各县、区也相继建立起秘密交通联络网，并成立了“冀中八分区独立游击交通队”，主要负责与冀中各个地委、冀中军区的通信联络工作。同时，根据军区和地委的安排，承担护送干部往来的任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在献县、大城、河间、武强县建立了 3 个秘密交通情报分站，并在重要公路沿线安排交通员。秘密交通线的建立，在掌握敌情、开展反扫荡斗争以及打击小股敌人活动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父亲在担任地委交通科长期间曾协助冀中八分区独立游击交通队护送过冀中区的报社记者、宣传队的文艺工作者回驻地。

  父亲回忆，在交通科和交通站执行任务期间，多次遭遇日伪军的阻截和追击。但在各区干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从未丢失过一份文件，也确保了每一位过路干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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